2026年6月29日，由中华诗歌研究院、中国诗歌文化中心、四川大学《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编辑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夏季“诗歌在今天：新诗文本细读读书会”（第三期）在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观澜堂举行。来自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西华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高校的多名师生到场，围绕主题开展学术研讨。

研讨会分为四场进行，由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侯智祥主持。

第一场由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蒋一晨就《郭沫若“十七年”域外纪游诗的形式转向与主体位移》为题进行了汇报。

蒋一晨同学的报告通过梳理郭沫若诗歌生涯整体演变轨迹，探寻诗人 “十七年” 域外纪游诗的三重变化：体裁从自由体新诗向旧体诗的全面转向；节奏的生成机制从个体物象感应向格律化政治抒情的迁移；抒情主体从 “与世界合一的自我” 向 “国家文化使者” 的位移。蒋一晨指出：这一转向并非简单的形式倒退，而是诗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表达方式的重新选择，旧体诗成为他在国家叙事与个人情怀之间寻求平衡的文学空间。部分作品仍保存了个人情感与记忆的温度，显示出 “十七年” 域外书写中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复杂张力。

在专家评议环节中，西南民族大学康斌老师针对本次报告提出了几点值得继续思考、完善的问题：其一，行文表述稍显曲折迂回，容易让听众难以快速抓取核心论点。其二，研究范畴还有细化空间：研究对象只包含诗歌吗？同期纪游散文是否纳入讨论？诗歌部分仅分析旧体诗，是否应该兼顾新诗？另外还要注意区分作家私人留存未发表的文稿，以及分别在国内、海外刊发的作品。最后，可以考虑增加对比研究：一方面横向对比当年出访团其他作家的纪游文字，另一方面纵向梳理 “十七年” 阶段的纪游旧体诗，探寻其在诗人一生的旧体诗创作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有怎样特殊的价值。

四川大学谢君兰老师也提出一点关键反思：郭沫若一生旧体诗作数量远多于新诗，却凭新诗留名后世，大众熟知、广为传诵的也多为新诗，旧体诗长期处于被忽略的状态，论文对于这一现象缺少深度反思。

第二场报告由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王聪辉主讲，汇报题目为《四川民歌与郭沫若新诗的发生》。

王聪辉同学提出四川民歌是郭沫若新诗发生的重要影响要素。郭沫若年少定居四川，长期浸润于当地浓厚的民歌氛围，形成了深厚的民歌意识，四川民歌为其民歌意识的生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拟民歌”创作，为郭沫若的新诗实践开辟了全新路径，为其新诗创作积累了独特的艺术经验。在郭沫若早期新诗作品中，夜空与水两类意象群尤为突出，彰显出其独特的自然审美感知，背后暗含四川民歌的隐性熏陶。同时，四川江河号子独特的节奏特征，不仅启发了郭沫若对新诗节奏理论的认知建构，也深刻影响了其新诗创作的节奏实践。

西南交通大学余夏云老师认可该论文选题具备研究价值，认为文稿对相关史料梳理详实，拓展、深化了学界对郭沫若新诗的认知。同时提出三点修改建议：其一，深化郭沫若新诗文本细读，依托文本分析夯实四川民歌与郭沫若新诗内在关联的论证；其二，进一步辨析标题中 “发生” 这一核心概念，拓展 “发生” 议题的研究视角；其三，区分民歌与郭沫若新诗的差异性，细化剖析郭沫若借鉴民歌资源的具体路径。

第三场报告由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博士研究生许燕妮同学主讲，汇报题目为《革命如何进入日常：何其芳〈夜歌〉的生活叙事与主体实践》。她指出学界既往研究多以1938年何其芳奔赴延安为创作分界点，构建起其“前期文学、后期政治”的二元对立研究框架，一定程度上低估了《夜歌》的文学史价值。本次研究以1945年出版的26首《夜歌》为核心研究文本，同时对照1950年增订本、1952年再版本三个版本展开多维对比分析。论文综合运用文本细读法、对比分析法与概念分析法，建构“革命日常化”与“日常革命化”双向互动的研究框架。研究分别从工作场景、人际交往、身体感知三个维度，阐释革命元素对日常生活的嵌入路径；从抒情话语叙事转型、情感管理日常实践、新旧自我的日常调适三个层面，剖析革命话语的渗透机制；并通过日常交往的双重建构、劳动实践的身体塑造、革命视域下的日常时间重构三个角度，系统梳理诗人的主体重塑过程。

四川大学谢君兰针老师针对本次报告点评道，本次研究版本考据严谨扎实，文本细读贴合会议主题，引入社会学理论开展研究的思路具有创新性。但同时指出论文存在三处可优化问题：其一，研究预设“革命”外在于日常生活，需进一步明确“革命”的核心定义与完整内涵；其二，论文整体结构逻辑不够明晰，各分析维度存在内容交叉问题；其三，需补充与同期延安其他作家日常书写的横向对比研究，以此凸显何其芳创作的独特性与研究价值。

第四场报告聚焦法国汉学语境下中国现代诗文学史书写的生成机制与阐释逻辑，由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刘美娟同学进行汇报。梳理学术脉络可见：法国汉学界对中国现代诗的关注始于20世纪30年代，早期以零星译介与散点阅读为主，至50年代明兴礼等汉学家推出系统性文学史专著，相关研究方正式成体系。在这一传统中，法国汉学逐渐形成一套稳定的阐释逻辑——既依托西方诗学脉络界定新诗的“现代性”来源，又从古典诗歌传统与本土现实经验中锚定其文化归属。本文以法国汉学相关新诗论述为考察文本，探析一套跨文化知识生产机制的运作方式：汉学家以“西方诗学影响”与“中国本土文化经验”为双重支点，对中国现代诗进行建构与定位。这一阐释体系在赋予中国现代诗世界文学位置的同时，也经由既定的分析框架，限定了文本解读的可见边界。论文进一步围绕“芦笛”（西方外来诗学）与“诗国”（本土文化根基）这组双重隐喻展开分析，最终指出：在法国汉学话语中呈现出的中国现代诗的“世界性”与“本土性”，并非诗歌本身所固有，而是海外文学史叙述长期建构、持续调节的认知结果。

西南民族大学彭超老师对该论文进行了全面点评，充分肯定论文选题视角新颖、前沿性突出，立论具有创新价值。同时针对论文现存问题提出明确修改建议：其一，核心概念界定模糊，论证逻辑存在漏洞。“芦笛”意象无法涵盖复杂多元的西方诗学体系，部分论据与核心意象脱节，论证说服力不足；题目中“诗国”语义含混，且“芦笛—诗国”的二元划分较为生硬，与中国新诗发展史实不符，研究框架需重新优化建构。全文存在理论预设先行的问题，论点脱离具体诗歌文本，理论与实证材料相互割裂，行文逻辑松散，建议立足文本原貌开展研究，无需强行统合观点，合理保留理论与材料之间的学术张力。其二，史料积累与案例支撑较为薄弱。论文对法国汉学相关文献挖掘不足，参考的汉学研究者成果有限，且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小说领域，新诗专项研究成果稀缺。同时，诗人案例选取主观性较强，未结合时代背景、诗歌流派筛选典型篇目，论证缺乏严谨性，反映出作者对中国现代诗歌发展脉络与史实积累不够扎实。其三，行文表述晦涩生硬，专业术语使用不够规范，可参考《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夯实跨文明研究的理论基础。文末关于中法诗歌知识生产的相关论证存疑，需进一步梳理史料史实，厘清新知产出匮乏属于客观研究现状还是史料挖掘不足，并深入阐释其背后成因。彭超老师总结，该选题具备较高的前沿研究价值，若能厘清核心概念、扩充文献储备、规范案例选取、立足文本修正理论预设，修改完善后可形成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

大会总结环节，四川师范大学刘永丽老师系统梳理了四位同学的学术汇报成果，充分肯定四篇论文选题兼具创新性与前沿性，认可各位汇报人的研究积累。同时结合各篇论文特点，提出整体性修改思路与针对性完善建议：针对郭沫若新诗研究，需厘清“十七年文学”特殊语境下诗人的创作主体性问题，收拢“主体重构”相关论述，紧扣核心研究对象展开论证；针对何其芳《夜歌》研究，要求立足具体时代语境，拓宽研究视野、深化议题挖掘；针对法国汉学视域下的中国现代诗研究，强调秉持“小题大做”的学术原则，深耕文本细读，摒弃空泛的宏大叙事，坚持论从史出，提升研究的扎实度与厚重感。

此外，刘永丽老师高度认可各位评议教师专业细致的点评工作，对读书会主办方的精心筹备与周密组织表示感谢，并勉励在场学子深耕学术研究，持续积累研究经验、锤炼学术素养，不断提升科研能力，产出更多优质学术成果。